根据严歌苓（右图）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将于12月1日起在湖南卫视独播。从小说到电影剧本，再到电视剧剧本，全都是严歌苓一人操刀。“升级”了的电视剧剧本有哪些扩充和变化？多年来保持旺盛的创造力的秘诀是什么？昨天严歌苓接受记者专访，讲述了她改编《四十九日·祭》剧本的那些事儿。她直言，自己不会放弃现实题材的创作。

　　记者：电视剧《四十九日·祭》的剧本，相对于电影，您在人物故事上有一些改编。这种改编是您觉得之前有遗憾，还是电视剧本身的需要？

　　严歌苓：因为我在电影《金陵十三钗》的创作中，同时也找到了一些史料，非常珍贵。一个是当时身处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乔治，他自己写的亲历南京大的所见所闻；另一个是我奶奶的姐夫，他是军官，没有来得及撤出南京，他在南京写的《陷京三月记》。这两本史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但电影中因为容量的缘故，没有用。这次拿来用了，把它写得更加全面和深入。

　　严歌苓：《四十九日·祭》这个名字是张黎导演的贡献。我觉得它比《金陵十三钗》更能概括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民族悲歌。我只看了前5集，非常壮阔和悲壮，我深深地被了。

　　严歌苓：最开始商量改编电视剧版时，我和张黎导演以及其他参与策划的朋友开会，商量大纲。然后我一稿写成，张黎导演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分场的改动，基本上没有意见相左的地方。改编电视剧的难度区别于电影，是怎样让每一集都能充分表达南京大这个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内心和细节，而不让观众觉得你在拖延，把一个电影内容拖成一个电视剧的内容。我们考虑的是怎样把得到的史料尽量用进去，我觉得对史料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化的体现。

　　严歌苓：让张嘉译演神父，事先我们有考虑。因为在电视剧中不好展现太多外国人的形象和角色—台词必须有外语，这样电视观众群比较难接受，打字幕的话会容易走神，所以由张嘉译出演这个角色。

　　记者：此前《红高粱》改编成电视剧后，许多业内人士认为，《红高粱》加入太多儿女情长，《红高粱》更适合拍电影。您是否担心剧版《金陵十三钗》会因为剧情变长而被质疑注水？

　　严歌苓：我觉得《金陵十三钗》拓宽空间常大的，因为我之前写的是里面，现在拓宽到整个南京城，我觉得不会让大家觉得注水。

　　严歌苓：电视剧版和电影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好像话剧和歌剧一样，要用不同的手法和展现方式。

　　严歌苓：在电视剧《四十九日·祭》中，让我感到最满意的部分是赵玉墨活下来之后，南京大审判时对当时她们的日本军官进行指认，这是世界反的胜利。

　　严歌苓：我觉得设立国家公祭日常必要的，历史上这样的，我们必须要让后人记住。另外，在这个时段上演一部有关民族悲歌的电视剧常有意义的。

　　记者：此前电影《金陵十三钗》被一些影评人质疑是为了打造商业，所以反复用一些秦淮小调、旗袍、与神父调情等元素吸引眼球。剧版是否在剧情和基调上会平实一些？

　　严歌苓：我觉得既然是秦淮河的一群，她们这种身份到了里，和女学生肯定会产生反差，对于她们的服饰、行为等元素，没有必要反感。因为她们就是这样一群人。最后做出那样的行为，这种反差在人性上，才会显得爆发力十足，更加让人敬佩。

　　记者：文学作品改编电视剧会碰上很多问题，和原作太接近，观众会觉得没意思；改编过大，观众又会觉得不符合。

　　严歌苓：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当然会有跟原著有出入的地方。我没有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期待一定要被改编成影视剧。对于大家认为的“严歌苓的作品一定会改编成影视剧”，这是一个惯性思维的误区，很难走出来。很多人买了我的版权之后，发现其实很难改。

　　记者：您的作品一直在业界被人称赞。您的写作方式是什么样的？您通常是如何酝酿一部作品的？莫言曾称赞您写小说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好像是“突然就冒出来”一样。那些创作的灵感，真的是突然就冒出来的吗？

　　严歌苓：莫言怎么说我，我自己并不清楚。要说灵感“突然就冒出来”，莫言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作家，有井喷的创作力。我在国外的生活和方式决定我对自己时间的把控和创作有很大的主动权。所以在特别孤独和的状态下，我听到的故事就能拿出大量的时间来创作。国内应酬很多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严歌苓：我对现实题材的好奇和着魔，使我不会放弃对现实题材的写作。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够回到中国住一两年，就像我当年住在美国和非洲一样，这个是需要一个人下决心的。中国的当代社会是产生故事的社会，社会的变迁太大了，转型也太大了，这是一个小说家不能放弃的时代。

　　严歌苓：我的时间大量在照顾家庭和孩子，带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艺术体操、芭蕾训练。最后留给自己的时间也就看电影，还有就是读书和做资料研究，所以没有时间看几十集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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